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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派和自由派各执一词自说自话

来源:未知   日期:2019-07-20 12:35
专栏作家,旅居纽约,曾为《纽约时报》、《南华早报》、《南方周末》、《中国新闻周刊》等中外媒体撰稿。 米兔已经在华尔街促生了新一轮恐女文化:男同事尽量避免与女同事一起

  专栏作家,旅居纽约,曾为《纽约时报》、《南华早报》、《南方周末》、《中国新闻周刊》等中外媒体撰稿。

  米兔已经在华尔街促生了新一轮恐女文化:男同事尽量避免与女同事一起进餐,在办公室里、电梯里保持距离,男性主管避免与女同事单独谈话,甚至不愿招女性雇员……

  这不是说话儿就要过圣诞节了吗,明尼苏达州立大学心理学系一个叫斯班克(Eric Sprankle)的副教授在推特上发了个应节的贴子,立马成了网红。

  他说,上帝他本人其实就是米兔运动应该打击的对象啊,圣母玛利亚还是个十几岁未经事的少女时,就被他搞大了肚子,事先未经本人同意。

  这事被保守派福克斯电视台的主持人拿来取笑的那天,自由派晚间搞笑脱口秀主持人诺亚(Trevor Noah)在他的节目一开场也开起了米兔的玩笑。前一个礼拜,诺亚因为飞到非洲主持活动伤了嗓子被医生禁止出声,节目里都是靠手机软件代言。那天是他声音恢复的第一天,诺亚说:“周末我被王子吻了一下,所以又能说话了。但他事先没征得我的同意,我已经把这事报告了人事部门。”

  如今的美国,保守派和自由派各执一词自说自话,好像来自不同星球的两个物种,一件事被两者同时嘲笑的机率差不多与日全食近似,如果这种情况破天荒的发生了,那只能说明它真的已经很可笑了。

  但米兔效应还不光是贡献几个段子这么简单,彭博通讯社最近采访30多为华尔街高管,发现米兔已经在华尔街促生了新一轮恐女文化:男同事尽量避免与女同事一起进餐,在办公室里、电梯里保持距离,男性主管避免与女同事单独谈话,甚至不愿招女性雇员,以防一不小心惹上麻烦。

  在一个男性主场的行业里,女性的机会本来就有限,扑面而来的新情况让女性自己都开始担心。彭博社的报道中引用富国银行高级副总裁、金融界女性协会主席艾琳斯基(Karen Elinski)的话说:“女性也在急寻对策,因为这已经影响到我们的职业发展,这是实打实的损失。”

  早在2015年,米兔运动正式开锣的前两年,大学校园里接连发生的性骚扰事件和事后关于强迫还是自愿那些公说婆说的糊涂账在美国很多州催生了“说一不二法” (yes means yes)的时候,我就曾写文章预警过这条法律可能引发的尴尬——传统的半推半就欲说还休在法律层面上暗藏无限危机,稳妥的做法只能是在花前月下情到浓时突然按下暂停键,要求对方明确表示意图,方可保日后平安。这种类似荒诞剧般的场景在米兔运动发展得轰轰烈烈的今天已经开始变成现实。(相关阅读:《政治正确地反性侵,把人都变成了机器人》)

  因为这个事根本无需预测,所有争取权益的斗争都会带来与发起人的最初意愿背道而驰的副作用,这基本是个像万有引力一样的物理定律。就像美国社会哲学家胡弗尔(Eric Hoffer)在他1967年的著作《我们时代的脾气》(The Temper of Our Time) 中总结的那样:

  “每个社会理想(cause)都是从一场伟大的运动开始,然后成为生意,最终退化成喋喋不休的喧闹(racket)。”

  比如说,在60年代民权运动中诞生的《民权法案》,这是民权运动最辉煌的成就,但法律对基于性别、肤色等因素上的歧视的禁止,在实际执行中却催生了一系列对各族裔比例分配做出硬性规定的“平权法案”。在显性歧视仍然大行其道的当年,这种硬性的分配指标起到了毋庸置疑的积极作用,我的华人朋友中几个70年代从法学院毕业的律师,就是拜平权法案所赐,才在几乎是全白的律师行业得到了第一份工作。

  但到了显性歧视被隐性歧视取代的今天,这种切西瓜式的指标配给的负面效应就变得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大学招生中优待比例偏低的黑人和西语裔考生的潜规则,让同样是少数族裔,却凭着勤奋刻苦在学业上表现突出的亚裔吃了哑巴亏,这就是现在正在美国联邦法院中激烈庭辩的亚裔状告哈佛大学招生歧视案的起源。(编注:亚裔状告哈佛大学招生歧视案详情,可参阅《官司缠身的哈佛大学与潜规则》)

  原本以淡化族裔身份负面影响为目的的法案,牛竞技在某些方面却强化了这种影响,这大概也是当初推动民权法案的仁人志士们始料未及的。

  到了1990年,《民权法案》又添了一段下文,这一年生效的《残障人士保护法》把之前《民权法案》中没有涉及的基于身体残障的歧视也补了进去,同时还规定工作场所和公共场合必须为残障人士提供无障碍通行设施。这当然是件让人欢欣鼓舞的事,现在很多外国人来美国旅游,看到公交车上必备的轮椅升降机、公共厕所必设的残疾人专用间都会对这些暖心的细节由衷赞叹。(相关阅读:《美国残疾人为何那么多,背后有我们想不到的原因》)

  最近这几年,美国出现了一帮专靠这个法律敲竹杠的律师,他们许以小额报酬,招揽一些残障人士,走访商家店铺,拿着放大镜鸡蛋里挑骨头,然后据此法状告商家歧视残疾人。这种诉讼基本是一告一个准,因为这条法律事无巨细的给公共场所列出了数百条“残疾人无障碍”标准,单是一个厕所的达标要求就有95条。要做到尽善尽美本来已经很难,再加上很多像纽约这样的老城街道狭窄,店铺布局逼仄,根本没条件按法律要求在门前的几级台阶上加装升降机或扶手,遇上登门踢馆的只能认栽,花几万块跟原告和解息事宁人。

  这种打着法律的保护伞碰瓷儿的做法连很多残障人士自己都看不下去了,有个搞了一辈子残疾人维权的朋友跟我说:“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其他的运动经历的路线也大抵如此。工人权益运动带来工会的无限膨胀,最终滋养了慵懒,成为经济发展的掣肘;最低工资上涨导致老板裁员节流,工人反而失业;严苛的儿童保护法导致很多孩子被从无心犯错的亲生父母身边带走交给陌生人寄养(这一点对有”打屁股”的教子传统的华人来说伤害性尤其明显)。

  米兔运动跟这些唯一的不同是,它的发展比之前的任何运动都要迅猛,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只用了一年时间,所以副作用看上去也更显得与生俱来势不可挡。

  武侠书中常见一些习武之人,开始时功力增长很快,随便喝点蛇血,啜点甘露,功夫就能突飞猛进上一个新台阶。但到十成功夫练到九成的时候,剩下那一成的进益就难比登天,体内真气要么相互抵消,要么相互冲撞,搞不好就会走火入魔或被自己的内力所伤。

  权益运动早晚都会走到这个行百里者半九十的阶段,当那些用脚想想都知道是对的事都做到了之后,要穿越“喋喋不休的喧闹”,跳上最后一级台阶抵达真正公平平等的社会就成了几乎无法突破的瓶颈。原因其实简单,对于我们面临的种种问题,人类的反应机制一直都是水来土掩,出台法律矫正思想,制定制度改变陋习,但当你要对付的只剩下那一点点利己、善变和狡黠的人性的时候,任何法律和制度就像土坝一样不可能做到滴水不漏,也就都难免在某些情境下被曲解,敷衍,玩弄和利用。

  副作用不应成为止步不前的理由,就像练不到十成功夫并不代表前面的九成全是白费。争取权益这件事本来就是各方利益的博弈和权衡,是在没有办法做到尽善尽美的情况下做出的利大于弊的选择,正是因为这种选择不断的叠加,今天的社会才显得比蓄奴时代要合理得多。放在米兔的背景下,女性不受无端骚扰和侵害的权利显然比她们在寒蝉效应下损失的晋升机会要重要得多,这就是这场运动存在的意义。

  但你也不能因为打着推动时代进步的大旗,就对那些在历史向前迈进的脚步中被踩到的无辜个体视而不见,或认为那些由此引发的匪夷所思的荒谬后果是理所应当。这些副作用并非不值一提,常把它们挂在心上,不断的修正和避免,才能让功力尽可能的接近十成。

  说到底,这其实就是左手跟右手的对决,可能永远分不出胜负,要没完没了的打下去。但人类能走到今天,还不就是因为咱们总是自己跟自己较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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